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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猫斗一番:阿黛尔:天籁之音,动人心弦
2018-12-01 服装色彩搭配

“我觉得自己没什么要去证明的了。想唱歌时便唱歌,想出专辑时就出。”阿黛尔总是这样随性而洒脱,无论取得过怎样骄人的成绩,无论在世界范围内拥有多少狂热粉丝,她依然我行我素,不为名利所累,为自己而活,为家人而活。

牛津郡一个清新湿润的冬日上午,阳光奋力穿过积雨云照射下来,一组工业暖气温暖着这个充满诗意的破败古堡里空阔寒冷的房间,Annie Leibovitz决定在这儿将阿黛尔·阿德金斯(Adele Adkins)拍摄成一位拉斐尔前派少女。“已经六年了!”阿黛尔惊呼,上一次Leibovitz为她拍摄《Vogue》照片是在2009年,她本人创作的充满深情的首张专辑《19》发行前夕。她快乐地回忆道:“在洛杉矶一间乱七八糟的酒店客房里,我男朋友的短裤挂得到处都是!”

彼时年届二十的阿黛尔是个快乐纯真的女孩,她那充满灵性的天赋激励她走出贫困的伦敦托特纳姆和布里克斯顿区,跻身国际巨星之列。她回忆当她在条件艰苦的城内高中时的情形,感叹道:“我的音乐老师十分糟糕,让人灰心。”但14岁那年,她凭借演唱Stevie Wonder的《Free》以及在单簧管上演奏《Tumbledown Blues》,成功考进了著名表演艺术学校Brit School。

这段经历让她的天赋得到了释放。当时的音乐系主任TonyCastro坚持让学生写原创歌曲,阿黛尔也由此第一次执笔创作。她说:“如果不是他,我可能就不会写出《Hometown Glory》和《Daydreamer》。我认为教师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如果我的演艺生涯走到尽头,我也会选择当老师。”

她那时言谈间夹杂着一些粗口,也时尖声大笑。如今的阿黛尔愈发成熟、睿智,也更深沉多思了,但她爱开玩笑的性格和她自称的“粗口”仍是她人格中最重要的部分。

2007年与XL唱片公司签约后不久,她就被引荐给了对她影响极深的经纪人Jonathan Dickins,此后两人一直合作至今。Dickins坚持带她参加每一次会议,让她全面参与工作的每一部分。她说这就是她无所畏惧的原因,“现在我最喜爱自己的职业的一点是,我的核心团队一直没变过,我们有共同的经历,这是很特别的。名气渐长有时会令人感到孤独,但有他们陪伴在我身边就不会。”

当我陪同阿黛尔出席2009年格莱美颁奖礼时,她在红毯上多少是被媒体忽视的——有一刻,摄影师大叫着让她挪开,好让他们抓拍身穿奢华黑色绸缎长尾礼服的Kate Beckinsale。但当她在场上深情演绎一曲《Chasing Pavements》时,却立刻迷倒了一众名流嘉宾,一举赢得最佳流行女歌手奖,她惊讶的是自己居然打败了Jonas Brothers得了最佳新人奖,所以才会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踢了高跟鞋、松了腰带、嚼着口香糖)上台领奖。

当然,其他的故事已是众所周知。两年后,她发布了第二张充满伤痛心绪的专辑《21》,销量高达三千万张,一夜间为她赢得了六座格莱美奖。这一次,她在红毯上没有被忽视,她的人生完全改变了。

她认识了老伊顿毕业生Simon Konecki,一位看上去像威廉斯堡嬉皮士般不修边幅的前投资银行家,现在他是为全世界社区供应可持续洁净水的Drop4Drop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从15岁起便“每日拼命唱歌”的阿黛尔患上了声带出血,因此取消了原计划宣传专辑《21》的大部分行程。她感谢Konecki陪伴她度过术后康复期,这包括六周的完全噤声和之后缓慢的声带复健。

“遇到Simon时,我就知道我们之间会发生些什么。”她回忆道。在那些人生大输家用自己的不良行为滋养出某些我们这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歌曲后,阿黛尔最终成为了一位人生赢家。她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他们的儿子Angelo就是在她“上一个Vogue封面出版那天”怀上的。

生命中新出现的两个男人彻底改变了阿黛尔的人生。他们让她不再需要曾赖以为生的充满戏剧性的生活。她告诉我:“我的大脑已无暇顾及其他乱七八糟的事了。”同时Angelo让她“感到深深的自豪”,“身为人母后,我感到自己真真实实地活着。我有了前所未有的目标。”

甚至尚未考虑制作第三张专辑,阿黛尔就暂停了工作,投身新的家庭生活。“我的主要职责是当好母亲,接着是做我自己,然后才是工作。”她说完又补充道,“我想我得离开那么一阵子,好让人们想念我。”(不出所料,她引用了她所欣赏的深居简出的歌手Sade的话,还有Kate Bush的例子——她16岁的儿子说服她在淡出公众视野35年后举办复出巡回演唱会。)

带着新的欢快心情,阿黛尔研究了她最喜爱的一张麦当娜的专辑——以身为人母为灵感的《Ray of Light》,以及Moby充满灵魂深度的蓝调福音专辑《Play》。但这些对她来说毫无意义。“我就是不知道我要表达的是什么,”她回忆道,“我怎么能用一张我自己都不明白个中意义的专辑去糊弄别人,还希望他们能懂呢?”

和阿黛尔几乎同时为人父母Dickins对此也很谨慎。阿黛尔回忆,“他远远观望着我,确保我寻到适当的平衡。”“他看到自己的女朋友是如何全身心扑在孩子身上,因此十分体谅我,给我空间。我一直说最好的永远是下一张专辑,”她继续说道,“而在我18岁那年初识他时,他就是这么说的。”

当她认为她的歌迷们并不会与她产生这方面的共鸣时,无数关于Angelo的歌就被晾在了一旁(但我们可以在《SweetestDevotion》这首歌里听到Angelo的声音)。阿黛尔认为她和Konecki的感情也是很私密的,不应在她的音乐中去寻找,尽管《WaterUnder the Bridge》这首歌就是关于他的。当她将聚光灯转向自己,思索生活中的巨变,并带着几分心酸回望少女时期那段无忧无虑的日子时,她的音乐迎来了突破。

阿黛尔与一众合作者共同制作了这张新专辑,其中有大名鼎鼎的制作人,也有相对无名者。她在网上发掘了Tobias Jesso,Jr.,并与之合作《When We Were Young》。这是她在整张专辑里最喜爱的一首歌,她称之为“像是给自己的一封信”。“关于重组我的生活。”她解释道,“我和我的朋友们很自然地分散开,我们依然爱着彼此,但不再有时间无条件地日夜相守……生完孩子后的一年里,我时常感到忧愁,以为再也无法重组自己的生活,再也不能。”

她与传奇制作人(泰勒·斯威夫特《I Knew You Were Trouble》的制作人)Max Martin的合作,带来了曲风活泼而极富感染力的《SendMy Love(to Your New Lover)》,她坦言“比我听过的许多流行歌曲还要流行”。新歌的创作时断时续,例如与Greg Kurstin合作的《Hello》用了将近四个月才完成,而与Bruno Mars一同创作的《All I Ask》只用了短短48小时。《All I Ask》的灵感来自惠特尼·休斯顿等“90年代乐坛天后”的深情歌谣,Mars告诉我“歌手用它们来展示自己的宽广音域”。“我们都围在钢琴旁,直到灵光闪现。”Mars回忆道,这一过程“用了一天”,“或许又用了一天来确定我们真的写了一首歌,而不是幻觉。这让我十分羡慕,因为这样的情况不常发生。”

阿黛尔说:“我一直是Bruno的忠实歌迷,但在我们共同合作时,他还远不止这些。他什么都会,能一边打鼓或弹贝斯或即兴演奏打击乐,一边唱出你人生中能够听到的最美的歌声。我相信他一定会成为世界上最最伟大的艺术家。”

阿黛尔对这张专辑的严苛甄选从她与Sia成果丰硕的合作中可见一斑。尽管他们合作的歌曲《Alive》没有出现在Adele的专辑中,却成为了Sia本人的大热单曲。

阿黛尔依然用老派的方式在笔记本上写歌。每次她都会先用Sharpie记号笔在上方写下自己当时的年龄,当写到“25”这个数字时,阿黛尔突然停住了,“突然间,我25岁了!这让我很震惊,但事实上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喜欢自己。我很舒服地做自己。我喜欢自己的样子,喜欢自己的身份,喜欢身边的每一个人。显然我也会没有安全感,”她继续说道,“但它们并没有阻止我前行。”阿黛尔招人喜爱的自嘲是出了名的。她嘲笑自己的“双下巴”、“大脑门”和“胖手指”。她发誓在公开露面时要穿Spanx塑身衣,却又形容穿上它们时就像“拼命把一堆肉灌进香肠里!”

事实上,现在的阿黛尔比之前任何时候都健康。除了一系列她为了保护嗓子必须敬而远之的食物和饮品,她还戒掉了抽了多年的万宝路,也几乎戒了酒——这可是个承认自己一天能喝掉一瓶酒的女人。她说:“我正在为巡演养精蓄锐,所以减掉了一些体重。现在我能穿得进正常尺寸的成衣了——这原本可是我的大难题!”

她仍然在与自己低调的造型师Gaelle Paul一同准备定制礼服,合作设计师包括Armani、Valentino,以及精通音乐的Burberry创意总监Christopher Bailey(“自从我表现出对时装的兴趣后,他就一直亲手为我设计”)。她很喜欢Joseph和Chloé这两个牌子,以至于买它们都买到商店都被“买伤”了。事实上,她是Chloé创意总监Clare Waight Keller的忠实粉丝,亦十分欣赏她兼顾工作与身为人母的能力,甚至邀请Clare一同喝茶,与她结为朋友。至于Paul,阿黛尔令人印象深刻的经典时尚形象,要归功于她14岁时在当地HMV唱片行寻获的买一赠一装Etta James和Ella FitzgeraldCD封面上由Paul设计的演唱会礼服——它们对她此后的音乐和时尚风格皆产生了影响。阿黛尔高兴地将它们称为她的“June Carter装”。

2013年,她被查尔斯王子授予大英帝国员佐勋章时,身穿得体的墨蓝色Stella McCartney织锦裙,头戴Philip Treacy发网,指甲上套着迷人的小皇冠。她将自己的缎带勋章镶在了一只可爱的19世纪镀金木框里,现在挂在她家洗手间的马桶上方,“挨着我的Aesop‘便后一滴香’!”她欢快地告诉我。

同时,伦敦设计师Jenny Packham为她出席2013年奥斯卡颁奖礼打造的光彩夺目的礼服被她视若珍宝,当晚她凭借007系列电影中的经典主题曲《Skyfall》赢得最佳电影原创歌曲奖,礼服被她珍藏在更衣室一个玻璃柜的人体模特上,一旁放着她的小金人。阿黛尔这样形容她家中这个堆满华服的房间,“东西太多了,让我感到无所适从,但我完全愿意分享这些衣物。”

外出购物时,阿黛尔一身典型的伦敦平民装扮:打底裤、帆布鞋、金色大耳环。她的Balenciaga手袋、双面羊毛大衣和她的面孔,则为她增添了几分天后光芒。“我今天是为你精心打扮过的,”她说,“平时我不会穿成这样出门。我会像个蓬头垢面的老妈子,和其他人并无二致。和孩子在一起时,我都是穿打底裤、套衫和一双Converse,因为他那脏脏的小手总会在任何一件好东西上留下印子。”

她将这种完全放松的状态归结于她过去三年中的低调,还委婉地对很多传统意义上所谓成功的标志表示不屑。当有人向她推荐伦敦最新的名人出没的热门餐厅时,阿黛尔尖声笑道:“千万别带我去那儿,那儿就像是名人扎堆的地方!仿佛《超级名模》(Zoolander)中的场景!”

我们的购物之旅从Arclos开始,这家商店远非所谓的名人聚集地。现在商品已不再通过公司的传统目录订购,而是在电脑上完成。阿黛尔皱着眉头说:“我有严重的洁癖,因为手术。如果我喉咙发炎,就完全无法唱歌。那是最可怕的噩梦触摸电子屏幕。”除了电子产品和儿童玩具,店里还有一个摆满了项链饰品的柜子,项链上刻着“奶奶”或“世界最好的老妈”等字样。阿黛尔透露:“我以前在这儿买首饰,我简直迫不及待要来一条‘妈妈’项链了。”

离开Argos后,我们决定前往更高端奢华的Fortnum&Mason食品商店。阿黛尔说:“这让我想起《小鬼当家》(Home Alone)。”这个电影迷对每周观看的五六部故事片记忆力很好。在26岁的导演Xavier Dolan拍摄的《Hello》MV中出演她本人后,阿黛尔又很热切地寻求与另一位电影导演合作《When We Were Young》MV,并对与ToddHaynes合作的想法很感兴趣。“我喜欢《卡罗尔》(Carol),”她说,“我喜欢它的呈现方式,喜欢里面那令人尴尬的沉默,我想在我的MV里也来些尴尬的沉默。”尽管她那人高马大的保镖在入口处来回走动以免人们注意到她,但当阿黛尔选购食物时,其他的购物者还是偷偷举起了手机拍照。大家(包括她自己)一致认为,她是个很棒的厨子。

她回忆道:“就在《21》发行前夕,我妈妈去了意大利几个月,所以我只能自己喂饱自己。我受够了外卖,于是决定学做饭。事实上我是从《Jamie的30分钟大餐》(Jamie's 30-Minute Meals)开始学的。”她擅长做环球爽心美食,“但现在也觉得没劲了,”她说,“不过是煎海鲈鱼和菠菜!”

为了从购物大冒险中缓过神来,我们在SOHO区一家灯光昏暗的地下餐厅享用了一顿点心。两周前刚回到英国的阿黛尔仍带着那股在曼哈顿时的兴奋劲儿。“听上去有点俗,但这的确是一次‘回归’。”她说。她将自己2008年亮相《周六夜现场》(Saturday Night Live)宣传专辑《19》的经历视为职业生涯在美国飞升的起点。

她坦言:“我并不想念聚光灯下的生活,但我的确怀念那样的自己。我很高兴能够自由自在地生活一阵子,但有时也会害怕再也回不去了。我以为要追上《21》的成绩得花很多功夫。但《Hello》一出来,我就觉得自己没什么要去证明的了。想唱歌时便唱,想出专辑时就出,而不是因为有人逼我这么做。我并不是说有人逼过我,”她补充道,眼中闪过一丝顽皮,“如果真有人试图那么做,我会炒他们鱿鱼!”

深秋时节的纽约之行让她惊讶地见识到她在前两张专辑期间精心打造的低调身份是如何烟消云散的。她一离开曼哈顿中心区的酒店,就被歌迷团团围住,“就像是‘后街男孩’,我简直要崩溃了。不发专辑时,我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但通过播放甚至演唱她的歌曲来取悦她的狗仔队,则是令人不安的存在。在英国时他们不常骚扰她,因为她和Konecki成功起诉了侵扰到他们的英国摄影师,令他们远离Angelo。阿黛尔说:“我们需要一些隐私,我觉得做名人的孩子真的很难。如果他想抽大麻或未成年饮酒怎么办?又或者他是同性恋但不想告诉我,结果被拍下来让我发现……”

她在无线电城音乐厅(Radio City Music Hall)的演唱会激动人心。她脱去了摇摇欲坠的Louboutin高跟鞋,稳稳地站在台上,她的Jenny Packham礼服堆在她的脚边。接着她开始唱歌,一个全新的、超脱尘世的阿黛尔由此诞生。她的声音更为圆润流畅。成功的喉部手术后,她那华丽的女低音又宽了四个音域。

最近几个月她开始每天练声,让自己保持良好的乐感,也帮助她在演出前集中精神。目前她正准备为期九个月的巡回演唱会,今年2月底从贝尔法斯特开启,11月在墨西哥城结束。“我是为了歌迷才举办巡回演唱会的,看看那些改变了我人生的人,我自己没有必要去办巡回。我总是会紧张,担心能不能做得足够好,这种感觉真是让人精疲力竭。”阿黛尔说道。

但身为一名歌迷,阿黛尔第一次被偷偷带进演出现场,是三岁那年藏在妈妈的大衣里进了Cure和Beautiful South的演唱会,八岁时又被带去了Glastonbury音乐节的Prodigy现场。她理解对歌迷来说,亲自看到偶像在现场演出是何等重要。她童年最精彩的观演经历是在她妈妈设法买到几张昂贵的“辣妹”演唱会门票后。她说道:“人们总以为我是开玩笑,但‘辣妹’组合是在我七岁那年爆红的。看到她们也出自草根,我仿佛看到了希望。整个‘女孩力量’的崛起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据她说,从那时起,“任何一张打动我的唱片,只要它的歌手还活着,我都去看了现场。如果有这样的歌手还活着可我从没见过他,我会很沮丧。但整个巡回演唱会都以我的孩子为中心。”当他开始上托儿所时,她会回到伦敦。

虽然有保姆,但阿黛尔仍是个亲力亲为的母亲。她曾有一周非常忙碌,要在意大利和德国露面。她总是选择白天的航班,这样就能在晚上哄Angelo入睡。不在身边时,她也总是通过FaceTime和他保持联系。在纽约时繁忙的日程表包括参加《今夜秀》(The Tonight Show)《今日秀》(Today)《周六夜现场》,在Joe's Pub(2008年她初次在美国登台演出的地方)面向199位歌迷举办的站席演唱会,以及无线电城音乐厅的演出。她说她每晚“可能只能睡两个小时”。她问同行们是如何撑下来的,“Pink很诚实,她说,‘真是份苦差事。”’但她坦言,“我良好的自我感觉完全归功于Angelo。我迫不及待想见到他最好的朋友,他上大学以后,我要把他的房间像神庙一样供起来!”

杂志拍摄现场萦绕着碧昂丝在《五十度灰》(FiftyShades of Grey)中的混音版《Crazy in Love》,为采访营造了氛围。后来又播放了Lana Del Rey的《Salvatore》。Adele说:“我很迷恋她,她的歌词很激烈。这首歌的和声让我觉得自己在飞翔,仿佛你生活的某个部分变成了慢动作。当你无所事事,望向窗外时,你的思绪也飘去了神奇的地方。”阿黛尔嘲笑了我们播放她的歌的想法。

“什么?是为了所谓的‘进入情绪’吗?”她一脸惊愕地问道,“不,我没法想象!绝不!”和Angelo在家时,她更可能会唱《冰雪奇缘》(Frozen)里的《Let It Go》。最近重听《19》时,她被自己听起来多么像个19岁的女孩惊讶到了。

即便是现在,阿黛尔的年轻也是显而易见的。“你知道我是怎么发现Barba ra Streisand的吗?”她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问我,“是Will Young在《流行偶像》(PopIdol)上演唱《Evergreen》时!”她喜欢Streisand和BetteMidler头上持久的光环,“因为现在的一切都太快,我不知道是否还有人能那样。”但在所有人中,阿黛尔是最有希望保持本真的人。尽管她深深敬佩麦当娜和斯威夫特等巨星的百变天赋,“我没有这样不断重塑自己的天赋,”她曾这样说,“在各种流派、风格和潮流间来回变幻。”

她甚至颇为抵触大多数同时代艺人用来和公众交流的现代网络平台。“过去三年间曾有那么些时刻,我希望在社交媒体上变得更主动些,”她坦言,“我感觉自己需要从人们的认可中寻求慰藉。但转念一想,那不过是做些别人不做的事情来突出自己,所以我忍住了,继续保持缄默。”

相反,她似乎正在从她欣赏的传奇艺人身上汲取经验。阿黛尔将小场子的亲密感带到了宏伟的无线电城音乐厅,也带到了温布利体育馆——她来到这里参加《英国偶像》(X Factor)的季终表演,也是我们俩的最后一次出行。

英国版的《与星共舞》(Dancing with the Stars)或许更精彩,但这场秀在阿黛尔的心目中有着特殊的地位。“那曾一直是我每周最兴奋的时刻,”她回忆道,“我第一次彻夜狂欢是在一个周六,和朋友们一起观看《英国偶像》。我的初吻是在一场派对上观看《英国偶像》时发生的。”演出场地是1934年建造的,用于1948年奥运会的帝国游泳馆,这也在她心中激起了共鸣,“我在这儿看了‘辣妹’,看了East 17,看了后街男孩!”

但从为原来的游泳队设计的工业装饰风格的更衣室改造成的化妆间却十分闷热,里面也没有毛巾浴袍。墙上贴着Santana乐队的海报,一张破旧的Chesterfield白色古典皮沙发,一台“仿佛从我1982年的卧室里搬出来的”音箱,阿黛尔酷酷的伦敦私人助理Laura笑言。但天后的排场也无处不在:房间里散发着Baies Diptyque蜡烛的香气;Chris Martin和Harry Styles(分别与Coldplay和One Direction的上一场演出其同登台)前来致敬;Simon Cowell也送来一大捧白色蝴蝶兰,足足用了两个彪形大汉才搬进来。

阿黛尔的迷你腊肠犬Louis Armstrong在脚下活蹦乱跳,衣架上挂着一件华丽的Jenny Packham深蓝色珠饰礼服裙,还有一件更前卫的Burberry铆钉裙。“挺时髦的,是吧?”她问,选了这件来配她的新发型——刚剪的齐肩波波头。

阿黛尔开始打理妆发时交代道:“它需要在‘整齐’和‘凌乱’间找到完美平衡。”她将自己的演出造型称为“游走在变装者边缘”——我们初次见面时,她戏称自己是Dusty Springfield和Lady Bunny的结合体,但现在Dusty的部分消失了。“你能看见涂了多少脂粉吗?”她笑着问我,噘起嘴唇准备涂腮红,“这根本就是画着黑下巴的Boy George!”她指的是这位歌手80年代刻画面部轮廓的著名技巧。

她的改头换面用了令人昏昏欲睡的两个半小时,其间她打了几次盹。“一小时还挺享受的,”她说,“然后你的屁股就坐麻了,后背也开始酸痛。”假睫毛依然是她妆容的一部分,她没法自己涂睫毛,“它们太不稳定了,”她说,“刚涂好就像已经过了一夜似的!”她在镜子里欣赏化完后的效果,“再多些轮廓?多些睫毛”她问,“开玩笑啦!”

当晚她要求用一台提词器,“我总觉得我会忘词。”她解释道。而恰恰在阿黛尔上台前的45分钟,她那传说中的神经质开始发作,所有人都被请出了她的化妆间,外面的走廊随着她练声的回响而颤抖。

她在舞台上的表现至臻完美,她根本不需要担心提词器。我感到自己被一股甜美流畅的歌声萦绕,仿佛在用立体环绕音响聆听《Hello》——接着我意识到,是场上的12,500名观众正在轻声与她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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